冷战格局下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刘雄专访 | 文末图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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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刘雄老师把冷战史研究与华侨史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格局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在国内学术界颇具特色。这次，我们在风景绮丽、文化底蕴深厚的湖南师范大学对刘老师进行了专访，此文将系统介绍刘老师的学术成就。
刘雄，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及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二战”后美国与亚洲关系史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初期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出版专著《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中国国家历史》（以下简称“《中》”）： 刘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中国国家历史》的专访。您能否先梳理一下国内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大致脉络？
刘雄（以下简称“刘”）：好的。在晚清之前，国内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华侨史著述， 但它们还谈不上有多少学术性，多半就是作者把其在海外的一些所见所闻介绍到国内。一般认为梁启超算是第一个带有较强学术意蕴的华侨研究者，他写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讲述了明朝至清朝行事于南洋地区的几位杰出华人的事迹，这个“传”其实就有了研究的味道。
梁启超
民国时期华侨研究明显起步。孙中山赞誉“华侨乃革命之母”。华侨有经济实力，有革命热情，华侨问题跟很多现实问题息息相关，所以大家想了解华侨、研究华侨，比如说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等。当时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也出版了一些专著。这一时期华侨史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1929 年温雄飞编著的《南洋华侨通史》，1934 年刘继宣、束世澂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7 年出版的《中国殖民史》等。这几部书都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介绍了中国人到东南亚去讨生活的经历，比较贴近学术研究。当然那时候也有很多议论性质的文章和言论，例如华侨应该支持祖国、捐钱捐物等，但我们一般不把它们视作学术研究的成果。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学者们就已经对华侨问题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诸如中国人是何时到南洋去的，做了什么事情，取得了哪些成就等，应该说研究局面还是不错的。
中侨委第一任主任委员何香凝（左）
新中国成立之后，形势有了变化，华侨研究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学者们的研究一般都带有一定的政治使命，比如说要能为华侨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而绝不是仅仅因为对哪个问题感兴趣。那时候的华侨事务机关，比如“中侨委”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在极力拉拢华侨，所以华侨问题成了一个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进入“文革”以后，华侨研究几乎成了学术的禁区，华侨被当成剥削人民的资本家。那时国内人民要是有海外关系是很危险的，可能会被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华侨研究真正进入繁荣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一时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研究人员增多，相应的研究机构也不断建立。1981 年成立的“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是这方面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团体。后来，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正式提上日程，关于如何利用外资， 特别是怎样让海外华人到中国投资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华侨研究一度成为一门显学。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学术盛况的是《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这套书共12 卷，1800 万字，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几乎涵盖了华侨华人研究的所有方面。
从研究方向来看，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近年来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学者们多从历史着眼，探究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华侨与抗日战争等课题。但现在的华侨华人研究已经日益多样化了，研究主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因为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比较强，因此学者们对于华人资本、华商网络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与此同时，华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为何有些华人走上从政的道路、华人怎样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等， 也都成为重点课题。这样一来，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也就具备了显著的跨学科特征。
《中》：我们了解到您最初是做冷战史研究的，那么您是如何在冷战史研究的框架下找到华侨研究的切入点的？
刘：在我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时候，并没有专门关注华侨史。我是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冷战史与华侨史相互交叉的一面。比如说我在美国外交档案中看到了一些美国当年的内部文件， 谈到东南亚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谈到美国要想方设法阻止这些华侨倾向新中国，也谈到美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不着痕迹，等等。我立刻对这些文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发现这方面的情况在既有的冷战史研究以及华侨史研究中都没有得到反映。于是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术领域，便开始着手研究并撰写相关的文章。
《中》：您能讲讲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吗？
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各国纷纷摆脱殖民枷锁，赢得主权独立，并开始以民族主义为号召， 积极推进国家建设。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人数众多，在印度尼西亚等很多国家都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一些当地人甚至认为华侨掌握了他们的经济命脉。随着他们对华侨的疑虑和指责不断升级，排斥与打击的实际行动也就接踵而至了。这其实跟当时东西方对抗的国际形势没有必然联系，即便没有冷战，没有围堵和遏制中国， 这种状况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上世纪50年代，印度尼西亚华侨庆祝国庆
那么冷战起了什么作用呢？可以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进一步恶化了华侨的生存环境。当冷战蔓延到东南亚地区以后，美国的首要关切就是阻止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扩大到这个地区。当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国威大振，华侨们爱国、爱乡的热情无比高涨。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警惕，它害怕东南亚华侨会充当中国共产党向东南亚扩张的“第五纵队”。而在东南亚国家眼中，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势力强大、对它们这些小国家构成潜在威胁的大国，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又是一种激进革命， 所以它们就担心中共会借助华侨的影响来向东南亚地区输出革命。美国出于自己遏制新中国的险恶动机，也乘机向东南亚国家灌输反共反华思想，在华侨问题上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这样一来，这个问题一下子变得复杂了。这里面既牵涉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复兴，又有东西方冷战这个因素的介入。
从这种视角出发，探讨西方国家、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地区当局在东南亚华侨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进而厘清冷战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显然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传统华侨史重点关注的是华侨前往东南亚的历史，华侨在东南亚的经济生活、文化适应以及他们与祖籍国的关系等，一般都是讲这些。至于冷战格局下有关各方的华侨政策、冷战对东南亚华侨社会变迁的影响等，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就相对薄弱了。而这正是我这项研究的学术特色或者说是创新之所在。
《中》：那美国对东南亚华侨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呢？
刘：美国跟东南亚华侨本来没有关系。不要说华侨，即便是整个东南亚，在战后初期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其实也不占什么位置。美国完全是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才来关注华侨问题。不过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美国政府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自然也就没有出台什么统一的华侨政策。
1954年日内瓦会议场景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国际威望大幅提高，东南亚各地华侨对中国的向心力进一步增强，这令美国十分不安。1957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终于出台了《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威信，帮助东南亚国家发展稳定、自由的代议制政府，改善台湾地区当局的地位。文件提出的具体行动方针有很多，例如：排斥中国在华侨教育中的影响；鼓吹“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充分发挥香港地区在华侨政策中的独特作用；要求台湾地区当局在争取华侨支持的同时，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等。
进入20 世纪60 年代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其华侨社会的关系因种种原因有所疏远，美国对东南亚华侨的政策也相应做出了调整。美国开始把重点放到促进华侨与居住国的完全融合上，明确要求华侨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居住国政府而不是台湾地区当局。而在心理和文化层面上，美国仍然鼓励和支持台湾地区当局与广大海外华侨保持密切联系。
《中》：刚才您提到华侨的教育问题，能否多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海外华侨中学的学生合影
刘：当时东南亚地区的高等教育不怎么发达，因此许多华侨学生在小学，特别是中学毕业后都要返回中国升学。毕竟华侨的根在中国， 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接受完整的华文教育。但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地区当局仍在海外侨社四处活动，企图在政治上拉拢华侨。那时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当局都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华侨学生到己方升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我国对华侨学生采取有准备、有计划、大量收容的方针，并把这看成关系海外政治影响和华侨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据统计，新中国成立的前9 年，先后回国的华侨学生共有5 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当局也在海外侨社积极运作，拉拢侨生赴台升学。为此目的，台湾地区当局还多次组织华侨去台湾观光，以便让海外华侨认识一下这个陌生的所谓的“祖国”。但是在败逃台湾的头几年，国民党集团财政困难，自顾不暇，吸引海外侨生的效果并不好。比如说1952 年，台湾地区大专院校侨生毕业总人数只有5 人，而1953 和1954 年也分别只有48 人和76 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介入东南亚侨生的升学问题。美国内部专门组织人员，全面评估了华侨学生回国升学浪潮的来龙去脉及其对美国反共反华政策的影响，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美国的做法，主要是向台湾地区当局提供专项经费，帮助其增强招收东南亚侨生的能力。同时，美国也敦促东南亚国家完善和扩充适合华侨学生需要的高等教育设施。后来美国搞了一个“美援侨生教育计划”，通过该计划向台湾地区提供的援助款共计新台币3 亿多元以及美金100 万元。受此影响，再加上台湾地区自身经济的发展，华侨赴台升学的人数迅速增加。1957 年，台湾地区招收的侨生就已达到2780 人。
《中》：您如何评价美国对东南亚华侨的政策？
刘：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实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离间了中国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但是这种效果很难量化。20 世纪60 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的影响确实有所下降。但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美国的政策。这种情况可能更多与东南亚国家的内政以及中国在外交路线上的某些政策有关。那个时候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根本就没有所谓侵略扩张的意图，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赤裸裸的反共反华宣传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另外，东南亚华侨与中国的密切联系是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不是美国搞的各种小动作所能轻易打破的。
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华侨博物馆（厦门）
《中》：1955 年中国宣布取消华侨的“双重国籍”，对此东南亚华侨是怎么考虑的？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刘：1955 年中国的海外华侨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不再承认华侨的“双重国籍”。这项决定有着较为浓厚的国际政治斗争的色彩。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持续强硬，对我国的战略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打破美国的遏制与孤立，中国共产党决定以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来分化西方阵营，打开外交局面。而在东南亚地区， 华侨一直是当地国家的一块心病，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决定从华侨国籍问题着手，逐步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此后，中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转向鼓励他们“落地生根”，加入居住国国籍，融入当地社会。这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当然也就有助于华侨们在当地安居乐业，长期生存。
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不少华侨还不太理解中国的新政策。他们仍然固守传统观念，不愿意归化为当地人。不过，现实环境是严峻的。当时东南亚各国对华侨的限制和排挤日甚一日。形势很明显，只有取得当地国籍，归化为当地人，才真正有利于华侨的长远利益。经过一番复杂的有时可能也是痛苦的抉择，大多数华侨转变态度，选择加入当地国籍。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东南亚华侨都已变身为当地居民，对他们的称谓也开始以“华人”为主。与此同时，为了切实维护自身的权益，东南亚华人的参政意识也不断提高，相关的政治活动日趋活跃。这与过去他们只管做生意而对政治极其冷漠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
《中》：冷战时期在东南亚发生过很多排华事件，您认为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 排华事件之所以发生，当然跟那时候整个国际国内大背景有关。但每一次具体事件背后的促成因素都是不一样的，也不能认为它们都是由当地政府策划和主导的。政府和一般的排华民众还是有区别的，政府不可能公开地去抢劫甚至屠杀华侨，他们主要是希望限制华侨做生意。但这种政策到民间就变了样。当时东南亚各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显加剧了排华举动中的暴力倾向。很多当地人本就不喜欢华侨，眼红华侨的经济能力。现在一看政府好像也支持，那好，我们就去抢，就去杀。我认为排华暴动应该是这样的，未必都是政府的指令，而有些参加暴动的本就是当地的地痞流氓。像印尼军队力量比较大，在地方上有较高的独立性，所以印尼的排华事件中通常能看到很多军人的身影。
受排华事件影响被迫迁移的华侨
《中》：那么冷战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刘：我认为冷战起到的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东南亚国家对华侨的歧视和迫害，并不是说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当地民族资本和部分本地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去限制和剥夺华侨。东西方冷战起的是一种推动作用，我用了一个词叫作“顺水推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动机，本来就想去打击华侨，但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光明正大的理由，恰好冷战来了，于是“中国威胁论”“华侨第五纵队”等说辞就给了它们一个底气十足的借口。
《中》：能否谈谈您目前的研究进展以及接下来的研究计划？
刘：目前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已经结项，书稿也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打算，一是就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冷战因素与东南亚各国华侨政策的制定”等；二是继续完善书稿，争取早日出版。
《中》：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在当前我国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中，海外华人的作用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您是怎么看待的？
刘：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借助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就一直这样做了，所以这个问题的思路不是说“一带一路”来了，我们就突然重视华侨了。我看到一个数据，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依据国家招商引资政策进入中国的外资，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华人资本。虽然这些华人多半都已取得所在国的国籍，但是他们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使得他们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也愿意到中国来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其实就很重视华侨华人的作用，现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我们当然更要积极主动地用好华人资源。
《中》：那如何去界定海外华人在新时期的角色呢？
刘：我认为应该继续把他们看作一种桥梁或者说纽带。华人到中国大陆来投资，并非单纯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贡献，双方之间在本质上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但是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之间有着共同或者相近的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念，那么相互之间的理解就比较容易， 合作也就有可能开展得更为顺利。扮演好这种桥梁或纽带的角色，当然也会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上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所以我觉得“ 桥梁” 和“ 纽带”这两个词更能准确反映这种关系。现在早已不是单纯号召广大华侨华人来为我们做贡献的那个时代了，如今我们讲的更多的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泰国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从这种定位出发， 我们自然就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同时也要大力推进中国与海外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虽然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所在国尽可能地想要同化他们，不允许教中文，不允许出中文报纸，不允许看中文书，不允许打中文招牌，甚至不能使用中文名字，但是到了70 年代以后，邓小平不搞革命输出，而是韬光养晦拼建设，所以东南亚国家慢慢不再那么忌惮中国了。东南亚华人文化开始复兴，包括华人学校、华人报纸、华文招牌、华人节日习俗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都回来了。到了最近一些年，孔子学院在东南亚各国也多了起来。一个是华人所在国的政策环境日趋宽松，再一个就是中国积极向外推广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主动性还是很强的。比如说，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接待一个“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这种夏令营基本上都是由政府出资，让营员们到各地参观，体验中国各种传统的东西，从中慢慢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一带一路”虽然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但它实际上也是在改革开放这条主线上的，当然也就需要更多地借助海外华侨华人的力量。
华侨华人是桥梁，是纽带。把握住这两个概念，搭好桥梁，系牢纽带，从这个思路去理解是比较合适的。
《中》：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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